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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林谈金融领域七大热点:银行理财有风险非刚性兑付

2017-02-27 16:17:19 来源:新浪综合 繁体中文 有奖报错 我要发表评论 打印正文 关闭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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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福林:银行业改革创新与风险防范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作者:尚福林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与实体经济唇齿相依、共生共荣。一方面,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其稳定健康发展必须植根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金融业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和风险的外溢性,发生危机后救助成本高昂,并会拖累实体经济。银监会成立以来,始终聚焦于推动银行业提高支持实体经济质效、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模式,推动银行业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为实体经济科学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以改革创新为抓手,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一)以体制创新为基础,全面推进银行业机构改革,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我国银行业已经形成多层次、广覆盖的机构体系。既有政策性银行、国有控股大型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有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广泛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等,还有从事专业化金融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初步形成了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合作性金融合理分工、相互补充的银行业机构体系。同时,银行业境内机构网点达到22万个,设立小微支行、社区支行超过5000家,支持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微循环系统”进一步健全,基本实现了对乡镇的“金融机构全覆盖”和对行政村的“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的专业性、针对性、可获得性和覆盖面大幅提升。

  (二)以机制创新为动力,全面深化银行业机构内部改革,运营效率持续提高

  我国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已全部完成,从“技术性破产”转变为国际知名品牌银行。2016年全球按照一级资本排名的前1000家大银行中,工农中建全部跻身前十位。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历史风险有效化解,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并且把金融服务的“根”留在了农村。此外,政策性银行体制改革正在深入推进,邮储银行成功在香港上市。中小商业银行成功处置了2000多亿元风险资产,现代商业银行治理水平明显提升。

  同时,不断深化银行内部治理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小微、“三农”、扶贫等事业部制改革,有序推进同业业务等专营部门制度改革,积极探索直销银行、小微企业信贷等业务板块子公司制试点,银行业为实体经济各个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不断提升。

  (三)以产品创新为抓手,积极推进银行业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实体经济日益多元化需求

  一是产品种类不断丰富。银行业综合运用信贷、理财、信托、金融租赁等服务,逐步扩展结算、承销、代理、咨询等中间业务,金融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全面增强;探索运用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流转和收益权转让等方式盘活信贷存量,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和流动性管理能力。二是信息科技运用不断加强。积极运用自动化、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拓展银行卡、电子银行、智慧网点功能,提高服务效率,延长服务时间,增强金融服务可获得性。

  同时,银行业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服务“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大战略实施,大力加强对“中国制造2025”的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持续提供针对性强、附加值高的金融服务。

  (四)创新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

  民间资本进入我国银行业没有法律障碍。经过持续探索创新,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渠道不断拓宽,可以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投资入股,共同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参与现有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也可以自主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目前,民间资本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占比接近90%,在村镇银行中占比超过72%,在城市商业银行中占比达到53%,已处于较高水平。民间资本进入现有中小金融机构,对增强其资本实力,改善治理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时,银监会坚持“成熟一家、批设一家、办好一家”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民营银行申设常态化,丰富了银行业机构体系,激发了市场活力。目前已有8家民营银行开业,总体运行平稳,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逐渐显现;还有9家已经批准筹建。此外,还批设了10家民营控股金融租赁公司、37家民营控股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和2家民营控股消费金融公司。

  (五)以创新的办法,破解当前突出问题

  一是推动债权人委员会机制创新,协同推进稳增长、促发展、防风险三大目标。2016年以来,银监会全面推动建立债权人委员会制度,将其由本来用于处置企业破产债权风险的手段改造成为事前主动介入企业一般债权风险防控的重要机制,以及为企业合理提供金融支持的重要抓手。对于债务规模较大且涉及三家以上债权银行的客户,成立债权人委员会,按照“尽早介入、一企一策”的原则,集体研究确定增贷、稳贷、减贷、重组等处置措施。对于公司治理良好、有发展前景但当前投入不足的企业,通过组建银团贷款或建立联合授信机制予以支持;对于暂时困难企业,稳定预期、稳定信贷、稳定服务,帮助其近期解危、远期解困;对于“僵尸企业”,制定清晰可行的资产保全计划,稳妥有序推动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目前政策效果已较为明显。银监会还将进一步推动此项工作做实做深做透,充分发挥债权人委员会的积极作用。

  二是推进金融对接科技产业的服务模式创新。为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找到符合中国国情、适合科技创业企业发展规律的金融服务模式的指示精神,银监会发布了《关于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在风险隔离的前提下协同发挥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功能优势,解决科创企业信贷风险收益不对称的深层次问题。目前已选择10家机构和5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试点。银监会将进一步指导推动做好试点工作,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并适时扩大试点机构和地区,充分发挥投贷联动模式的金融功能、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三是强化金融服务薄弱领域的制度机制创新,补齐短板,推动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推广“双基联动”、“网格服务”、“银税互动”、“银税保互动”等新型服务模式,积极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信息不对称难题;创新实施续贷、循环贷款等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还款方式,重点缓解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期限不匹配困扰;创新小微企业信贷“六项机制”,探索不良贷款容忍度、尽职免责等政策制度,有效破解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坚持金融精准扶贫,创新“单列信贷资源、单设扶贫机构机制、单独考核扶贫绩效、单独研发扶贫金融产品”的“四单原则”,努力构建扶贫金融商业可持续机制;稳妥扩展林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等涉农贷款抵押物试点,推动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拓宽“三农”金融服务抵押担保来源,普惠金融发展不断提速。截至2016年6月末,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为25万亿元,实现了“三个不低于”的目标;涉农贷款余额达到27.6万亿元,金融服务补短板工作成效明显。

  四是创新绿色金融政策体系。2007年以来,银监会陆续发布实施了《绿色信贷指引》等一系列制度办法,提出了专业化担保机制、财政贴息、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等激励措施,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债券、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等创新,并对环保不过关的信贷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构建起银行业绿色金融实践的制度框架。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制度构建与实践探索在国际上已处前列,得到世界银行等多个国际组织高度认可,绿色信贷等经验和做法已在多个国家交流推广。

  五是稳步推进非银行金融机构从创新试点走向常态化,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按照先行试点、及时总结、逐步推广的原则,鼓励具有消费金融资源的市场主体发起设立消费金融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大型汽车生产企业发起设立汽车金融公司;优化调整金融租赁公司管理政策,引导符合条件的各类资本投资入股,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公司设立专业子公司,开展特定领域金融租赁业务,满足实体企业专业性、个性化金融需求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保持良性发展势头。

  二、创新监管理念和机制,不断提升银行监管有效性

  (一)深入推进监管理念创新

  2003年成立之初,银监会就创造性地提出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并在随后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目前已成为指导我国银行业实践的重要理论武器,得到越来越高的国际认可。管法人就是强调法人是第一责任人,突出银行机构风险管控的主体责任;管风险就是强调全面风险管理,及时发现风险,及早防范风险,尽早处置风险;管内控就是强调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内控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提高透明度就是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披露质量和银监会履行职责的透明度,积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同时,银监会一直高度关注重大国际监管改革,结合我国国情,持续完善银行业监管体系。目前国际监管领域主要呈现两个方向性变化:一是不断强化审慎监管,注重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本次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大幅提高了资本、杠杆率和流动性等监管标准,强化了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三大支柱,提出了逆周期资本和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等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二是加强风险隔离,推动金融业向专业分工和简单透明模式回归。危机后,美国、英国和欧盟三大经济体纷纷强调“回归简单、重返主业、风险隔离”的监管导向,明确要求在传统银行业务与高风险的交易业务和投行业务之间建立防火墙。一些国际大型金融集团已在调整经营战略和业务模式,更专注于在核心地区开展核心主业。

  (二)持续深化监管体制机制和工具方法创新

  一是深入推进监管体制机制创新,基本建成审慎监管架构体系。相继发布实施了700多项法律法规,形成了涵盖各类机构、业务、高管及公司治理等方面监管制度体系。将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不断完善监管治理体系和机制,实施了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有机配合的机构监管流程,并针对金融创新、信息科技、消费者保护等重点领域强化功能监管,推动监管向集约化、专业化发展。

  二是持续开展监管工具创新,及早推行逆周期监管。一方面,注重将国内监管实践与国际监管标准创新有机结合,科学落实资本、杠杆率、流动性等国际监管标准,持续发挥存贷比、流动性比率、大额集中度等简单管用的监管指标作用,符合我国国情的银行业监管工具箱机制得以不断丰富。另一方面,注重创新监管工具运用。早在《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发布之前,银监会就前瞻性地实施了逆周期监管,引入动态资本和拨备制度。将拨备覆盖率要求提高至150%;在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基础上,进一步计提2%~3%的资本缓冲;鼓励银行及时核销坏账,避免不良贷款和拨备余额“双高”。这为我国银行业在“三期叠加”环境下保持风险总体可控和稳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全方位、多层次推动监管协作机制创新,努力增强监管合力。注重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监管协同,不断加强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工作协作。同时,不断拓展跨境监管协调合作,与68个境外监管机构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定期开展双边和多边监管磋商,建立了系统重要性银行国际监管联席会议制度;推动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并积极深度参与国际监管标准制定工作,提高了我国在国际监管交流和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十多年来,随着银监会监管改革创新和体制机制建设的深入推进,监管能力在国际上得到了较高的认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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